中国人“讳疾忌医”的毛病，古已有之，这从《扁鹊见蔡桓公》中已经找到了明显的佐证。因为害怕自己生病，从而明明是生病了却闭口不谈甚至于不允许别人谈及与病有关的话题，我觉得这样很不好。

一如我国教育部某位发言人的讲话所谓“中国教育改革是如何的成功，如何的往好的方面发展”云云，在我看来，似乎是一种疑似“讳疾忌医”的屁话。或许教育部的这些个发言人位高权重，面孔朝上，不屑于去了解真正的中国教育之民情，不了解真相，故有此语的话，那此人我可断定他是一个臆造美丽谎言的混帐。

近年来，中国的官员们为人们所诟病的太多，见怪不怪，某些不负责任的言语也只不过留作为了闲人们的谈资罢了。然而却有谁能够真正去为中国的教育计，真正的想出法子来医治中国生病的教育，来拯救中国数以亿计的儿童。

我始终有种以为，教育之目的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便是培养高素质的国民，但是我所看到的状况却总在打击着我这种以为，学生的素质，乃至教师的素质，尤其是领导上的素质，委实的难以尽意。

提到素质，我不由得想起前几年“素质教育”大行其道的时候。一家人大张旗鼓，吵吵嚷嚷，以为教育的春天终于来临，教育的改革势在必行，国民的素质必将得到巨大提高。我也曾振臂高呼。这是多么激动的时候啊！可谁知等真正做起来了，竟然跟自己意识中的素质教育全然不同。领导上以为搞搞特长教育，搞点无味的活动，等同于素质教育。我只好大失所望，怏怏的消极着，应付着，可恨于自己的无能为力。

或许是终于教育界的前辈、领导们最后终于认识到，这样的搞法是不对的，因为学生的成绩明显的不如以前。成绩的约束，狭隘的理念再次左右了教育。于是乎“素质教育”穷途末路，领导们改说“素质教育就是应试教育”的胡言乱语。再以后，就没有人再提这个名词了，现在时兴的言论叫做“教育的回归”。

因为一件事情没有做好，就闭口不谈，这样的态度与“讳疾忌医”毫无二致。任何一项改革，任何的尝试，怕都有许多的因素对其产生这样或那样的阻挠，使得无法顺利进展犯错，纠正，再犯错，再纠正，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推动了历史发展的进程的。须得有耐心，就好比种一株果树，种上的当年是吃不到果子的，而是要你精心的呵护，剪掉乱生的枝杈，浇水、施肥、打农药，然后过上几年，等鲜果挂满枝头，心中自然有种欣慰油然而生。“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树木尚且如此，更何况教育是要做“树人”的功业。

“教育的回归”这一名词，来自于著名的杜郎口中学，用现在时髦的话讲，就是“三块黑板”，“先学后教”。杜郎口，一个本名不见经传的穷乡僻壤，而至于现在著名的境地——有钱没钱的学校纷纷组织老师们前往学习参观，回来后一律照学——我想它的存在自有它的道理，并不止于“三块黑板”所带给人的震撼。我分析杜郎口（王二注：虽然我没有亲往参观，但真正亲往参观的又能看到多少真实，所以我敢分析杜郎口，且不论分析的对与否，先分析了再说。），这个学校实在是一个怪异社会，怪异教育催生之下的怪异，是在大谈素质教育和大行应试教育之下的必然产物，是在夹缝中求生存而且在夹缝中生存的似乎不错的奴性。我们学，当然他有它的可学之处，但必须认识它究竟怎样，否则绕了弯路，对教育本身却无任何推进，则得不偿失。

我们在一次次的学习，再推翻，再学习推翻之后，在一次又一次无耐心的尝试之后，根本无法有丝毫的进展。老师们精神疲惫，无聊时发发牢骚，一些有见识的老师提点建设性意见，却往往遭受到领导上的打击（王二注：在中国，领导就是专家，就是权威，虎须是万万掳不得的）。

究竟中国教育的路在何方，其实依我看来，这是很简单的问题。只要国人，尤其是领导上摆正心态，不“讳疾忌医”，指摘出问题所在，欢迎大家都来批评、指正，或者骂两句，只要无伤大雅，也无妨。然后去借鉴一些真正的先进的教育理论，而不是着急于树立典型，不急功近利。为中国教育，为中国的孩子计，为中国的未来计，少为自己个人的政绩和利益计一点。相信在一种正确的心态下面，教育的春天是能够很快来临的。